“这大坝的钢筋，倒像棋盘上的经纬线。”1996年深秋的三峡工地上，李讷望着忙碌的施工机械突然冒出这么一句。陪同的工程师正要接话，却见她眼神飘向远处：“当年我父亲视察长江立盟策略，总说治水如治军。”话音未落，身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身着迷彩服的刘源正大步流星穿过脚手架群，沾着水泥的军靴在钢板上踏出闷响。
这场跨越二十八年的重逢颇具戏剧性。彼时三峡工程刚完成大江截流，《中华儿女》杂志社组织的考察团里，谁也没想到会在工棚林立的施工现场遇见武警水电部队的现场总指挥。李讷与刘源在中南海红墙内的往事，早被岁月打磨成某种特殊的默契。当两双手握在一起时，工程指挥部的电子钟恰好跳过下午三点，江风裹着混凝土粉尘掠过这对特殊姐弟的鬓角。
细看这张流传甚广的合影，刘源军装口袋别着的计算尺颇有讲究。这支五十年代苏联制计算工具，是他父亲刘少奇1960年考察葛洲坝时随身携带的物件。据老警卫员回忆，少奇同志在三斗坪岩芯样本前驻足良久，反复用计算尺比划：“若能把这里的水势变成电力，长江才算真正驯服。”三十六年后的施工现场，刘源在质量验收单上签字时，用的仍是这把磨得发亮的铜尺。
工区临时板房里的茶叙持续不到半小时，却处处可见历史余温。李讷特意从北京带来的君山银针，与当年毛主席专用茶罐里的竟是同批老茶种。当刘源接过滚烫的玻璃杯立盟策略，李讷忽然笑出声：“你端杯子的手势，活脱像王光美同志。”这话引得在场几位老工程兵都红了眼眶——他们中有人参与过三门峡建设，亲眼见过刘少奇在塌方现场徒手扒碎石。
三峡工程档案室里封存着这样一份电报底稿：1958年3月，南宁会议刚结束，毛主席的专列突然改道宜昌。在“江峡”轮会议室，他用红蓝铅笔在规划图上画下三个圈：“将来这里要出平湖，还要出光明。”随行的长办主任林一山后来透露，主席当晚在舱室内反复踱步，床头那本《水经注》被翻得哗哗作响。这些细节，李讷是从母亲江青的工作笔记里读到的，泛黄的纸页间还夹着半片巫山红叶。
有意思的是，当刘源陪同考察团参观导流明渠时，特意在27号闸门前停留。这个编号对应的正是1958年南宁会议决议通过年份。混凝土闸体上嵌着块青铜铭牌，镌刻着所有参与论证的专家姓名，排在第一位的“李四光”三字被来往工人的安全帽蹭得锃亮。刘源说每次巡查到此，总会想起父亲那句“搞建设要讲科学民主”，这话他在基层连队讲了二十年。
江轮汽笛拉响时，李讷从手提包里取出个牛皮纸袋。里面是1974年邓小平听取葛洲坝汇报时的速写，画纸边缘有李先念用红铅笔批的“慎重”二字。当她指着画中某处向刘源解释时，江水正漫过三期围堰，夕阳把两人的影子投在正在浇筑的闸墩上，恍若给纪念碑刻上了流动的铭文。
临别时发生个小插曲：刘源坚持要送考察团到码头，李讷却拦着不让耽误施工进度。推让间，刘源的对讲机突然响起混凝土浇筑预警，他条件反射般抓起安全帽就往回跑。跑出十几米又折返，从文件袋抽出张蓝图塞给李讷——那是刘少奇手绘的电站布局草图的影印件，皱褶处还留着咖啡渍。这个充满烟火气的举动，倒比任何郑重其事的告别都更贴近父辈们的工作作风。
如今驱车经过西陵长江大桥，能在北岸观景台找到块不起眼的记事碑。碑文记载着1996年11月那次特殊考察，结尾处刻着当天实际完成的混凝土方量。数字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这种工程人特有的浪漫，或许正是对“高峡出平湖”最踏实的注解。当江轮犁开金色的波涛，两岸山崖的爆破声早已化作电流，沿着父辈们勾画的线路，点亮半个中国的万家灯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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