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胡化时代的反面股天乐,北宋王朝自建立之日起,就刻意与外夷保持相当距离。反映在军事层面,便是大批量运用汉人取代番兵番将。
以至给后人留下刻板印象,仿佛打仗再菜也不能外族士兵产生依赖,奈何真实情况却与之有很大出入。
步兵都要用外援
地缘劣势对宋朝的军政格局造成某种链式反应
由于残唐五代的历史遗留问题,北宋军队从一开始就面临诸多挑战。他们需要在无险可守的逆境中,迎战愈发强大的胡族骑兵。但大力发展马场的结果,就是作为帝国财政基础的小农经济蒙受损失。因此,大量征发壮丁充当步行炮灰,成为其抵御外患的最经济手段。若有成体系的城市堡垒群加持,再辅以人工强化的自然水系,就能大大增加敌国的入侵成本。
然而,宋人的对手绝非传统游牧,而是发展出封建世系的成熟国家。无论兼并燕云十六州的契丹,还是称霸河套地区的党项,麾下都有大批步兵正规军。他们或是某些五代藩镇后裔,也可能是主动叛逃的中原流亡者,乃至原本就擅长步战的帝国附庸。即便面对精锐禁军都不落下风,更不用说迎战实力羸弱的厢军和乡兵。
宋夏前线的残酷消耗迫使宋朝大量招募外族步兵
因此,早期宋军虽有意抵制番兵招募,却坚持不到百年就自行翻转。尤其是在惨烈西夏前线,因双方都采取高筑墙、广积粮的攻坚战术,所以对人员的消耗十分巨大。汴梁当局为不仅将大批禁军调往镇守,还必须不断从周围蛮夷中招募佣兵助阵。例如青唐地区的吐蕃人,以及不愿听从拓跋皇族的党项反对派。他们多为熟练射手,以复合弓为主要杀伤手段,非常适合部署在堡垒群区域。而且普遍具备攀爬技能,又知晓如何搭配骑兵行动,让指挥过他们的官员感到爱不释手。
根据兵书《武经总要》统计,北宋中后期的陕西有番兵150000多人。考虑到他们的马匹数量仅为30000,而古代骑兵至少要配2匹马,所以大部分人应该都是步兵。每逢大战来临,奉命出击的宋朝官军都要搭配一定比例的番兵,借以抵消与西夏之间的差距。公元1104年偷袭攻灭角厮罗势力后,更多吐蕃山地部队被兼并进来。靠着本来就很出色的独立属性,有时还能凭一己之力,挽回官军的溃败厄运。
党项与吐蕃番兵多为山地弓箭手
当然,一定会有人觉得,这些番子的真正作用类似于消耗品。需知,曾有文官在汴梁朝堂上向皇帝建议,直接撤走全部边境正规军,只用外族士兵与地方民军就能对付西夏。显然,这不会是针对炮灰的越级褒奖。毕竟,本为武装系统内最低阶的民军更符合炮灰设定。稍后,北宋与越南爆发战争,再与金国联合夹攻契丹,全都有跨省调配党项/吐蕃步兵。当女真人企图携靖康之变的余威南下,也容易在山间遭这些健儿伏击。
此外,北宋招降的普通西夏士兵内,应该有部分选择出走的汉人。只是因为部队番号、习惯等问题股天乐,归整后仍被视为番兵。宋军后来最钟爱的大杀器--神臂弩,便是以差不多手法传播到中原,迅速升格为野战军的头号利器。
神臂弩就由叛逃的西夏汉军带回北宋
不过,宋朝的外籍步兵远不至于。在广袤的南方地界,亦有面积不小的少数土司领。对官方而言,这些山民无疑是非常罕见的优秀兵源。譬如广西境内的壮人,以及主要生活在贵州的侗人,皆为爬山如履平地的百越后裔。因生活区域差异,彼此间的战术也略有区别,但基本上都掌握着比较熟练的射弩、举盾、持矛和透支标枪技能。唯有分布于海南、雷州半岛与珠三角岛屿的黎人稍弱,所以很少有被大批量征募记录。
这些南方番兵里的佼佼者,莫过于夹在宋越边境之间的侬智高。他们是非常强悍的山地步兵,喜欢穿红衣举着大盾牌列阵。通常分三线布置,还能在较远距离内抛掷重型标枪,给缺乏防护的官军很大伤亡。即便名将狄青坐镇,都曾告诫属下各营不能擅自出战。直至另一股精锐番兵由西北前线抵达,才有底气冲过昆仑关,靠整体优势予以围歼。
在叛乱前侬智高的精锐也在宋朝番兵体系中
骑兵更要用外援
宋朝骑兵直接继承前代的部分沙陀风格
既然被误认强项的步战 都要靠番兵,那么以软弱乏力著称的宋朝骑兵就更需要外援。而且和地位较低的步卒不同,汴梁朝廷始终重视发展骑手队队伍。相关人员多少还有些五代记忆,受晚唐的沙陀前辈影响很深。乃至在河北前线保留部分精锐的小型藩镇,允许静塞军这类继承沙陀遗风较多的独立建制延续。
与此同时,宋朝因北汉和燕云问题而与辽国交恶。双方经常爆发边境冲突,彼此间也乐于招降纳叛。于是,宋军阵中就多出不少契丹骑兵。他们被统称为契丹直,因十分骁勇善战,往往被高阶统帅留作亲卫队。只是由于后来的战争烈度加强,精英部队受损失后还难以补充,才渐渐淡出花名册和历史舞台。
宋朝初年就有契丹人的外籍骑兵部队
稍后,西北硝烟让宋朝改变防御重心,党项人和吐蕃人便成为番兵主力。其中的骑兵部队,更是有着不属于西夏精锐铁鹞子的强悍战力。在弹压侬智高的行动中,正式这些王牌部队确保狄青赢下归仁铺之战的胜利。
彼时股天乐,南蛮勇士们虽数量吃亏,却依靠顽强作风与宋朝步兵相持不下。直到2000多番子骑兵拍马包抄,用连枷等破甲钝器猛捶目标,终于将顽敌彻底击溃。因为身披朝廷斥巨资打造的精甲,他们几乎不害怕对手的标枪攻击。
宋朝党项/吐蕃骑兵 有着不输给铁鹞子的装备水平
此外,宋人还从河西招募过一些吐谷浑骑兵。作为鲜卑称霸远东的最后见证者,他们早已不复先祖神勇。但基于物以稀为贵原则,仍是官军手中的王牌部队。可能是由于规模较小、人口难以补充,才会在历史记载中缺乏存在感。
值得一提是,北宋方面为遏制西夏的稳步扩张,甚至联络过西域的喀喇汗国。后者虽与辽国关系更加密切,却为打通河西走廊的贸易路线而欣然出兵。
喀喇汗国的突厥化骑兵也曾协助宋朝作战
公元1097年,大批穆斯林骑兵开始东进,席卷党项人控制的甘、沙、肃三州,算是勉强扮演起类似薛延陀、回鹘在唐朝时期的角色。宋军亦从东南方出击夹攻,夺取洪州和盐州。最后是迫于辽国压力,才让反西夏同盟戛然而止。但案例本身足以说明,汴梁朝廷出于现实需求,一样会招揽外族军队作战。
直到靖康之变降临,康王赵构遁逃至江南,宋人还非常注意吸纳外族士兵。哪怕财力略显窘迫,还是尽量钱财收买到万名不服女真统治的契丹、渤海或燕云汉儿。他们被拼凑成奇兵军和赤心军部队,驻屯在江北前线抵御边患。后来蒙古帝国横扫中原,招募对象又变成金国治下的各族部队,乃至出逃自草原的部分突厥系贵胄。他们的具体作用另当别论,至少可以证明赵氏天子对外族武力也有阶段性刚需。
南宋还有继承北宋的招募外族部队传统
作茧自缚的使用方式
宋朝的外籍部队数量不少但使用方法相当拉胯
相比于前唐,北宋的番兵番将数量其实并不算少。之所以给人留下空白错觉,主要在于历史记录者的侧重点偏好,以及宋人自己的那点自卑心理。
大约从安史之乱过后,中原文人就将罪魁祸首定位于皇帝偏爱的外族将领,从而忽略掉河东本地世家的积极参与。随后又经过五代时期的发酵,到赵匡胤政变后彻底迸发。
文官阶层对武将和外番的自卑心理贯穿两宋始终
由于宋朝皇帝的正统性存疑,便用各类怀柔措施笼络士大夫阶层。同时借用文官体系,严格削弱、牵制武将权势,对比较桀骜不行的番兵番将自然心生更多警惕。加之屡次北方大败,胡族国家反而看着蒸蒸日上,必然会在舆论层面强化自己的受害者形象。一来二去之间,连为自己效忠的外族都过度防范:
比如建国初年的契丹骑兵与静塞军,都是由于人员补充不到位的自行解散。
后来的党项、吐蕃、吐谷浑部队,更是在行政上被降格为最低下的乡兵级别,还不如招募自市井流氓的厢军。一旦战时稍有停歇,便派遣官吏前去驯化,希望将他们改造为更听话的员编户齐民。甚至为防止禁军杀良冒功,把士兵脸上刺字的侮辱性恶习都予以推广。
每一批番兵番将都会被宋朝自己给消灭
至于靖康年间南下的契丹、渤海与汉儿,同样在危机过后受到不公正对待,连婚丧嫁娶等日常生活都非常不便。许多头领本就因水土不服而容易得病,在遭遇打压后更是心中苦闷不处宣泄,早早离世而无法将技能经验传递给后辈。所以,这些花大价钱买来的佣兵同样迅速告罄。
南方的侬智高则更加悲催,前后七次派人奉上黄金,要求仅仅是内附宋朝。但士大夫阶层出于防范本能,每次都予以拒绝或无视,直接酿成一场祸及两广的严重叛乱。其中缘由相当搞笑,就是担心招惹越南李朝,最后却还是要花更多成本与之战争。
宋朝亡于自己的祖传小心思
最终,大半个亚洲成为蒙古领地,对苟延残喘的小朝廷呈全面包夹之势。此时再临时抱佛脚、招募北方流亡者已无法扭转颓势,甚至因国格卑劣而遭中原汉人鄙视。
无论是封王拜将的张弘范,还是识时务者为俊杰的范文虎,又或是在崇明岛贩私盐的海盗朱清,都不再对满口仁义道德的宋朝有任何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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